近日，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（BDI）新任主席Peter Leibinger公开警告，德国作为工业与投资目的地正处于“自由落体”状态，当前所遭遇的并非短期景气波动，而是“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结构性危机”。

BDI是代表德国制造业与工业服务业利益的全国性行业组织，成员涵盖化工、机械制造、钢铁、汽车等关键产业，在政策建议与经济评估方面长期具有重要话语权。Leibinger在BDI最新发布的工业报告中指出，2025年德国工业产出预计将再下降约2%，这意味着工业生产将连续第四年收缩，“这不是一条将要反弹的曲线，而是一条正在下台阶的斜坡”。他直言，这种持续萎缩“不是景气小波动，而是实打实的结构性下行”。

从行业分布来看，德国化工行业被视为此次报告中特别脆弱的一环。报告显示，化工企业产能利用率近期仅在约70%的水平徘徊，远低于以往被视为“健康区间”的80%–85%。机械制造与钢铁行业同样承压，订单疲软、投资放缓与能源成本高企叠加，使得不少企业处于“勉强维持、无力扩张”的状态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建筑业景气度出现轻微企稳迹象，汽车行业在产量和产能利用率方面也有所回升，但Leibinger强调，即便如此，“大量汽车产业岗位仍可能面临中期威胁”。

宏观景气指标也印证了这种“低位徘徊”的判断。德国ifo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商业景气指数显示，2025年全年德国企业的商业信心几乎停滞不前，截至11月总体指数较年初仅微升约2.8点，仍显著低于往年水平，ifo研究中心调查负责人Klaus Wohlrabe用“冷静而担忧”来形容企业对经济前景的主流态度。在与物流相关的细分指标上，由德国ifo经济研究所与德国联邦物流协会（Bundesvereinigung Logistik，简称BVL）联合发布的“物流景气指数”今年二季度跌至81.7点，接近近一年半以来的低位，反映出物流企业在订单与利润预期上同样趋于悲观。

在批评现行经济政策时，Leibinger将矛头直接指向由Friedrich Merz领导的德国联邦政府。他认为，所谓“特别基金”（Sondervermögen）本应透明地用于额外的基础设施与气候投资，但现实中却存在将原本属于核心预算的项目挪入特别基金，再用“腾挪”出来的财力去支持诸如扩大“母亲养老金”（Mütterrente）这类消费性支出。“德国需要的是一场真正以竞争力和增长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转向，而不是继续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错误的方向。”Leibinger警告说，“每拖延一个月不做结构性改革，就意味着更多就业岗位流失、更低的社会财富，以及更小的财政回旋空间。”

在企业经营环境层面，BDI主席反复强调“高成本、高负担与高不确定性”的叠加效应。他指出，能源价格波动、税负结构、投资审批周期以及复杂的行政流程，共同侵蚀了德国企业的投资意愿，“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感受到的不是政策顺风，而是制度性逆风”。虽然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启动部分简政减负与加速审批的举措，但在Leibinger看来，“这些措施仍停留在‘修修补补’层面，远未达到让企业明显感到‘轻松起来’的程度”。

从内部物流与制造业视角看，德国工业基地的疲软不仅意味着产出和投资的减少，也对全球供应链布局和技术创新节奏产生连锁影响。德国长期在高端机械、自动化设备与工业车辆领域扮演“系统集成者”和“标准制定者”的角色，如今在成本、审批效率与长期预期上的劣势，正在被越来越多企业纳入选址与扩产决策的考量之中。行业分析人士指出，对于深度参与欧洲制造与物流网络的企业而言，德国仍然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、技术人才和产业集群，但要避免“自由落体”变成“长期滑坡”，如何在税制、监管和投资激励之间找到新的平衡，将是未来几年内政企双方必须正面回应的核心命题。

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此次罕见地用“历史最严重危机”和“结构性下行”来形容当前局面，不仅是一份景气报告中的措辞升级，更是对德国经济政策方向的一次强烈“校准信号”。在全球制造业和物流体系加速重构的当下，德国能否通过有针对性的结构改革重新激活工业与物流竞争力，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“欧洲经济火车头”的角色能否继续被市场和产业链所认可。